乾隆时期似乎仍然显现过不少光辉的业绩：用于镇压新疆回族之乱、台湾之乱、出兵西藏和远征缅甸；歉收之年免去全国农民的租税[1]；尤其是耗费国家巨资完成八万卷的《四库全书》[2]， 看上去都是后人津津乐道的历史遗产。但是，当1799年乾隆去世时，人们从他的宠臣和珅的家里查抄出八亿两白银，而这时的政府的岁收也不过7000万两，即便这个数字减少十倍，也足以透露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日益严峻的衰落。
直至19世纪，英国即便是普通家庭也开始了对曾经是珍贵药材的茶叶的日常需求，而这个商品只有用现金（清政府采用银本位制）从中国购买。事实上，在之前的岁月里，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结余总是有利于后者，基于中国对外来的物产没有明显的兴趣，而欧洲对中国的货物总是需求有加，以致出于平衡账目，外来商人例如东印度公司四处——例如中欧、日本和南美——搜集白银，以便换走中国的茶叶、瓷器、香料、丝绸以及玉器等奢侈品。结果，导致在中英两国商人的贸易之间出现巨大逆差。鸦片贸易开始了，很快，中国人出超、英国人入超的形势发生根本逆转，白银大量流向海外。[3] 然而，长期的鸦片贸易，英国扮演了一出幕后导演操纵的角色，仿佛仅仅是那些在海上或者街角的可恶的鸦片贩子在从事着这个特殊商品的交易[4]。
早在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就发布过对贩卖鸦片的禁令。然而不断的禁止和措施似乎没有什么效用，大量走私的结果导致鸦片泛滥，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年进口的鸦片已不低于四万箱。涉及鸦片贸易和以“鸦片战争”为名的历史需要更多的文字来叙述，无论如何，作为英国政府代表代替东印度公司与中国交涉贸易的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William Napier）并没有完成与中国沟通、建立合法平等贸易关系的使命，尽管马尔嘎尼使团很早就报告过英国人中国对贸易的拒绝，但直到这个时候，律劳卑以及他的英皇根本就不愿意意识到：中国对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没有兴趣，除非这些国家的商人是来朝贡或者接受中国皇帝事先应允的恩赐。事实上，律劳卑一到达广州就不依中国的规矩，他因为“平行款式”递交文件就让两广总督卢坤愤怒不已，[5] 清军包围了英国商馆，终止其一切贸易行为。所以，律劳卑发出的自以为正义的抗议没有受到正面理睬，在清朝政府看来，他的种种要求连基本的合法性都不具备：
⋯⋯英国愿意派出国家的官吏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大班，那是他们的自由。而我国继承旧制，仅通过公行与夷人接触，同样也是我们的自由。除了礼节性的访问和朝贡使节外，我国与外国之间从未有过直接的关系。英国政府任命律劳卑，事前既未有任何通知，他本人也未带来任何委任状，而且关于这个完全新的问题，也不给予时间让总督请示北京的训令。竟然破坏清国的法律，将军队与武器带进商馆之内，并对炮台进行炮击，强行侵入内河。⋯⋯[6]
广州总督的回答在事实上大致没有出入。在清政府的压力下，律劳卑被迫退离广州（英国的印度总督奥克兰勋爵[Lord Auckland]最早将中国的广州这个城市用英文字定名为“Canton”），贸易得以恢复，但是总督在回应文件中对英国人严厉的措辞以及律劳卑的失败与去世为之后的冲突留下借口，因为这意味着那些希望保持鸦片贸易的英国商人对中国闭关自守的傲慢和愚蠢的看法获得了进一步证明。满清政府内部经过一番是否“弛禁”鸦片的争论——尽管1839年3月中英贸易已经停顿，结果是，皇上决定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州禁烟。
1839年6月3日至6月25日，林则徐指挥虎门销烟，由盐水与石灰产生的化学燃烧，销毁了从商馆没收的所有鸦片。在广州禁烟的过程中，林则徐研究过从公行、买办以及民间收集到的情报，其中包括翻译文献，他也力图了解一些外国信息，尽量保证在自己执行禁烟过程中减少失误。被解职后，他还带着不少疑惑将这些资料文献交给了他的宣南诗社同仁魏源（1794-1857）——他就是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口号的发明者，希望后者能够通过研究有所发现。[7] 尽管如此，基于对世界，尤其是对英国和新世界规则的无知，林则徐在他的禁烟过程中仍然会做一些授人以柄的事情，例如他将政府官员义律混同鸦片贩子关入商馆的做法就是不懂近代外交观念的结果。最严重的是，当林则徐接受了义律代表鸦片商人缴出的鸦片，这就意味着禁烟这个国内事务已经转变为国家之间的交涉，为义律争取英国政府的战争决策提供了充分依据。
的确，正如德国传教士敦士立（Karl Gutzlaff）的报告所说：英国的一只护卫舰可以击溃整个中国海军一千只兵船。从穿鼻之战[8]到最后逼迫清政府签署条约，英军战舰和军队所向披靡，中国的兵船、炮台和军队不堪一击。发生在尖沙咀的偶然事件[9]加上英国政府确立的霸权目标最终导致中英冲突全面爆发（1840年6月）：英军从舟山定海攻击开始，直至抵达接近北京的天津，严峻威胁之下，逼迫皇上革除林则徐职务，改换琦善与英方谈判。谈判中，英军不断向清廷施压，增加条款，又进攻靖远炮台，琦善因谈判中的妥协策略也被革职，而在广州的各路清军无力作战，且在临大敌当前不顾的同时还劫夺民财，甚至相互厮杀；英军组建远征军在重新占领舟山，拿下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之后，继续进攻乍浦，突破吴淞要塞，最后，英军进攻镇江，直指南京。这时，朝廷无奈向英军投降，并于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军舰皋华丽号（Cornwallis）上签署《南京条约》。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象征：曾经前赴后继的传教士们通过生命的牺牲来换取西方文明在中国生根的未尽事业，最终为鸦片和枪炮有力地重新接续。
人们对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并持续到50年代这个事件有不同的解释：1，英国因工业革命而带来的政治与经济的活力，激发了英帝国对资源和土地的攫取与扩张；2，此时的中国已经完全处于皇帝昏庸无能、朝廷顽固保守、经济崩溃枯竭、道德普遍败坏的状况，中国已经不堪一击； 3，先进的理念与军事武器对基督教文明发展的有力支持；4，大航海导致的国际自由贸易新规则与盲目自大、愚蠢落后的朝贡体制的冲突⋯⋯如此等等。的确，直到1838年10月23日，道光皇帝还在是否“弛禁”鸦片问题上犹豫不决，他还要军机大臣们拿出意见，直至两天后他得到报告说一个亲王和一个镇国公被发现在紫禁城里吸食鸦片，接着次月又得知近至北京的天津也发现了来自广东的13万两鸦片时，才有了最后的禁烟决断。然而，正是因为朝廷上下始终轻视“逆夷”的存在，无视英国的基本目的与军事势力，并从一开始就没有将“禁烟”视为对外事务，因而在思想、政治与军事上几乎没有任何准备，这是之后中英之间发生的战争完全失利的重要原因[10]。
推动鸦片战争的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是一个废奴主义者，作为英国外交大臣在中国的代表，他本人一开始表现出对鸦片走私的反感，他在1836年还有这样的话：“一项大宗贸易要依赖于一项稳定持续进行的走私，来买卖一种价格昂贵、又经常性地大起大落的邪恶的奢侈品，是不可能有好结果的。”[11] 他甚至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Lord Palmerston）:他对这种“不光彩的、罪恶的武装走私怀有更深的憎恶”[12]。然而这样的看法并没有影响到他对鸦片贸易将有利于英方的看法。当他得知林则徐发出逮捕英国鸦片贩子颠地（Lancelot Dent）的命令时，他毫不犹豫地将后者纳入他的保护之下，并以外国人及其财产应该免受侵害为由声明这是他的“职责”。进而，当林则徐下令停止所有贸易，并于1839年3月24日封锁商馆后，义律终于将这个事件上升为两个国家之间的冲突，并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我觉得可以肯定，使中华帝国沿海免于糟糕的战争（不论是对外的还是对内的）的唯一手段，就是女王陛下政府采取迅速的、强有力的干涉政策，以澄清所有错误，一劳永逸地有效防止犯罪行为和苦难。综合考量，这一措施不仅已成为对英国公共利益和国格的重要责任，也是对中国政府的重要责任。[13]
在英国国内，义律在中国的行为显然有不少辩护者，“饶舌的马科维列（Thomas Macaulay）”在英国国会以一种振振有词且不可一世的语气申述着英国人在广州的遭遇：
⋯⋯义律先生命令在受包围的商馆的阳台上高高挂地挂起英国国旗⋯⋯看到这面国旗，濒死的人们的心也会立即苏醒过来。因为这使他们想起了自己是属于从不知道失败、投降和屈辱的国家⋯⋯在普拉希原野上为布拉克大厅的牺牲者复仇的国家，自从伟大的摄政宣誓要使英国人的名字比以前的罗马市民更受人尊重以来、从不知道后退的国家！他们虽然受到敌人的包围，又被大洋和大陆隔绝了一切的支援，但他们知道对自己施加危害、哪怕是动一根毫毛的人，是不会不受到惩罚的。
这种具有煽动性的演说不过是要为被中国没收的鸦片寻求赔偿并为之后鸦片贸易合法化建立基础。不同意这种傲慢而狂妄的论调的同样大有人在，格拉斯顿（William Gladstone）带着极为绅士的语气陈述了他反对的“⋯⋯原因是，我从不知道，也从未在哪一本书中读到过这样非正义的战争，这样会永远成为不名誉的战争。刚才和我意见不同的一位绅士谈到在广东飘扬着光荣的英国国旗。可是，这面旗子是为了保护臭名昭著的禁品走私而飘扬的。如果现在要在中国的沿海升起这样的旗子，我们一看到它都不能不感到恐怖和战栗。”
公行显然垄断了外国人与清政府之间的贸易，并且实际上受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操纵，但是，外国人的确在这个贸易体制下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贸易活动，如何改变这个体制以便使中外贸易更加充分与自由，直到这个时候似乎也不是清政府要解决的问题。在广州非常著名的美国医生与传教士伯杰（Peter Parker）在禁烟期间为林则徐翻译过瑞士法学家瓦台尔（Emeric de Vattel）撰写的Law of Nations（翻译过来的书名叫《各国禁律》）林则徐从中知道：外国人在别的国家犯罪，应遵循该国的法律处置。这也是林则徐坚持要依律配合交出尖沙咀偶然事件中肇事英国人并能够大胆地根据中方的需要命令英国人签具甘结（递交保证书）的原因。
无论如何，1793年之后的中国已经被彻底揭开了面纱，渐渐地，中国开始被赋予更多的负面的词汇和句子：“好斗的虚荣的民族”“可耻的停滞”“进行了防腐处理的木乃伊”，如此等等，总之，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发明的国际贸易游戏规则在中国这里不生效，以致，打破“天朝”法令、彻底打开中国的大门就成为他们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导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军事力量以及军事技术与战术的明显悬殊，人们当然记得一百多年前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2-1688）就为清政府制造了500多门大炮，清政府不是没有意识到新的武器的重要作用，可是，此时道光朝，清军火炮所面对的英国军舰和武器已经远远先进于中国，终究，仍然是“天朝”在政治、军事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落后、自大与愚蠢导致了国家的失败。这种愚蠢是如此地无以复加，在虎门关天培等将士以身殉国之后，道光皇帝没有召集朝廷大臣检讨教训与分析问题，却指责琦善：“慰忠魂无他法，全在汝身。”[14] ——这已经是一个不可避免地将被“船舰利炮”打烂的国度[15]。的确，从1840年秋英军的进攻，到1842年3月清军组织的浙东反攻的失败，撇开官员们的撒谎、无知与无能不论，除了不少清军将士的“可歌可泣”的壮烈牺牲，用“落花流水”来形容鸦片战争中清军的失败不为过分。
《南京条约》中最引人关注的条款是割地，赔款和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然而，关于五口通商、废除行商制度以及新定税则可以看成是被英国强行推动中国适应世界贸易体系的规则，在事实上推动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改变。战争期间，1841年9月10日，有人在《泰晤士报》上叫嚣：
必须使用某种接近于绝对恐怖的手段，只有这样，中国人如此嚣张的狂妄自大和根深蒂固的自信自负才有希望垮掉⋯⋯但是现在不幸的是，如果不使用一些可怕的战争恐怖手段，就没有什么机会消灭中国人的狂妄自大和自信自负。[16]
而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有数年中国经验的义律的看法却是这样：
你在中国为实现目标所必须采取的举措越少越好。那些目标，或那个目标，是确保贸易的通畅。确保商务的安全稳定是你在中国的全部需求，是在对自己不造成伤害的条件下你能得到的全部⋯⋯尽量避免与政治相勾结，而要尽力把你自己与中国的人民和体制连结在一起（很好地去顺从之），而不是强制把他（它）们纳入到你的蓓尔美街的时尚和习惯做法中去。[17]
1851年，英国在海德公园举办首届世界博览会。面对中国产品，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不是欣赏而是嘲笑了一下中国：
想一想景德镇制造精美绝伦的茶具所使用的材料吧⋯⋯再看看这个华夏帝国辛辛苦苦雕刻出的象牙球，球中有球，一层套一层，几千年来没有什么改进，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18]
1854年，英国借中美《望厦条约》中含糊其词的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被拒；1856年，《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美国、英国与法国之间达成默契，又一次提出修改条约的要求，仍未得逞。最终，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的引发下爆发[19]。1858年6月，清政府因大沽炮台失守，与俄、英、法、美又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同年，俄国以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1860年8月，清廷反悔《天津条约》导致再生战事，大沽又一次失陷，清政府议和未能成功，于谈判地通州南张家湾掳去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和士兵等39人（9月18日）。联军进攻致使咸丰一行逃往热河避暑山庄，10月13日联军攻入北京，发现清军将英法使节团多人虐待至死，报复行动开始，圆明园和静宜园被联军洗劫并烧毁（10月18日纵火），有300多名太监和宫女死于大火。最终，奕䜣代表清政府与联军签署了《北京条约》[20]。1856年10月到1860年11月历时四年多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中国因此而丧失了东北及西北共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之后，外国公使驻京加强了对清政府的影响和相互联系，外国资本的触角由东南沿海进入中国内地。接着几年里，是清政府利用列强势力共同围剿太平天国。期间，1863年4月26日的《纽约时报》以“英国鸦片贩子力阻清国禁烟”为题写道：
鸦片贸易从《南京条约》签署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增长着。罪恶的毒品正源源不断地涌入这个国家的每一个港口、每一英尺海岸线，并且，还在向它幅员辽阔的内陆腹地蔓延。每年输入大清国的鸦片烟高达6万多箱，却仍旧不能满足这个无限扩大的市场之需求！[21]
注释：
[1] 乾隆时期人口达到3亿，但耕地的增长逐渐不如人口的增长，这决定了人均耕地面积日趋减少，进而粮食价格上涨，历史文献表明：19世纪的粮食价格比17世纪的价格上涨了5倍，这导致了饥荒、疾病与动乱以及社会的整体压力。社会动乱的频次增加，导致军费的增加（例如对白莲教的平定消耗清政府2亿两白银）和国力的下降，最终，清政府无法应对社会问题的总爆发——太平天国运动的出现。
[2] 事实上，从清初开始，政府就不再允许学者们聚众结社（“集群作党”），至于出版，也限于与科举有关的书籍，学者之间相对自由的讨论空间进一步被缩小。可以想象，学校的教材规定为有关宋儒的书籍，对儒家经典的理解限于朱熹的解释，文章的写作逐渐趋于格式化的八股文章，缺乏个人的发挥。一旦有人抒发知识的自由，就有可能犯“腹诽朝政，谤讪君上”的罪名。康熙朝开始的“文字狱”（根据书籍文章中的文字发现有诽谤朝廷和君主的思想言论，并给予定罪。但是，大多数案例都是牵强附会和任意理解甚至刻意诬陷的结果。）给予中国文人学者记忆一直持续到今天。《四库全书》就是在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的结果：既然要限制阅读，那些不能够阅读的书籍就应该被查禁和销毁。按照文献记载，从1774至1782年期间，禁书（焚书）事件有24起，毁书达13.862册，文字狱60多起。同时，编入《四库全书》的书籍中，也有不少内容被删减。
[3]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记载：“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之者。”鸦片opium一词来源于阿拉伯语。可以理解为西域交通之后的产物。中国民间称其为“罂粟”，诗词里谓“相思草”。可见其对人的精神的影响。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关税表载：鸦片二斤银条两根，税率为每十斤纳税银二钱（一钱等于3.73克），清之前，鸦片为药材类，该药材有镇痛、导致精神单纯、情绪节制、神志飘然的作用。人食用容易上瘾。的确，鸦片对多巴胺的释放会使人感到兴奋、愉悦，但长期食用，会导致人的肉体和精神的病变和衰退，进而导致普遍的社会问题。同时白银外流，国库空虚。根据历史学家们的统计，从1752年到1800年，有1.05亿银元（约合英镑2625万）流入中国，而1808年到1856年之间，有3.84亿银元反向流入英国。林则徐说：“若犹泄泄视之，数十年后，中原几无以御敌之兵，且无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不能无股栗！”
[4] 整个鸦片的生产与交易流程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委托印度种植罂粟，并监管鸦片的制作过程，之后是监督打包装箱，运往加尔各答拍卖。接着是，鸦片走私贩子将鸦片运到中国海岸（主要是珠江口的伶仃岛），中国批发商从广州鸦片商处购买许可证，再用许可证换取鸦片，以后进行分销。这个过程中，当然会遭遇政府兵船的稽查、行贿或海盗的打劫。1830年代，中国国内已经普遍（主要是云南和新疆）种植鸦片，到鸦片战争时期，已经有了全国鸦片贸易。
[5] 从明朝完善的朝贡制度不仅依然有效，同时已经与儒家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一种心理惯性，即“天朝上国”不可能与“化外各邦”（主要是西方国家）平等来往和交易。中国与之通商在清政府上下官员看来仍然是“天朝”施以恩惠，不过是一种“怀柔远人”的策略，而来自英国的律劳卑们将这样的态度与策略视为傲慢和自大，他们试图与中国建立的是“自由”与“平等”贸易。直至1838年义律到广州投递文书，文件上仍然没有“禀”（这个字有自下而上的含义）字，这当然导致此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因其平等递交的姿态而“原封掷还”。
[6] 转引自陈舜臣[日]：《鸦片战争》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7] 结果，魏源完成了著名的《海国图志》（1843年），这部著作对过去将外人视为野蛮人的看法有明确的否定，谓“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彻无情，贯串古今，是瀛寰之奇士，域内之良友”。所以他希望中国的态度应该是：“圣人以天下为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怀柔远人，宾礼外国，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风俗，广鉴地球，是智士之旷识。”该书点燃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有抱负的官僚了解世界，认识中华的激情，所谓“中华思想”开始在那些希望拯救朝廷于衰败的人中受到质疑。
[8] 1839年11月3日，皇家萨克逊号在虎门与中国商人贸易，在穿鼻洋海上发生了中英双方交战。1841年1月，双方签署《穿鼻条约》。
[9] 1839年7月，尖沙咀村民林维喜被酗酒的英国人殴打致死。清当局要求从广州转到澳门临时居住的义律交出肇事者。义律借英国法律之故不予配合。林则徐基于对英国法律的研究，声明应遵循中国法律要求义律配合执行，义律又称具体案犯是谁不清楚。在中方的压力下，澳门葡萄牙总督通知义律，难以保证其在澳门的安全。结果，从广州退到澳门的英国男女老少统统登船避难。由于断绝了船上食粮供应，11月3日，义律在抗议的同时安排英国军舰和武装商船向中国兵船开炮，事实上开启了鸦片战争。1840年2月，英国政府正式决定派兵前往中国。
[10] 从1839年5月虎门销烟直至1840年3月24日英舰“都鲁”号（Druid）抵达广东海面，林则徐都将各类关于英国军舰陆续前往中国的信息视为“谎言”或者“虚张”。6月中旬，抵达广东沿海的英国战舰已经有四艘，林则徐在此时的奏折上还说：“伏查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载运鸦片”。然而，当这份奏折抵达皇上手中时（7月17日），英军已经占领舟山12天。
[11] 发表在《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年），第190页。本书转引自蓝诗玲：《鸦片战争》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
[12] 本书转引自蓝诗玲：《鸦片战争》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81页。
[13] 原载于《关于中国的通讯》（1840年），第387页。本书转引自蓝诗玲：《鸦片战争》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87-88页。
[1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16页。本书转引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33页。
[15] 1842年3月21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上了一道“十可虑”的奏折。通过提问的方式，对之前的战役失败有一个总结：其一曰：浙江清军两遭挫衄，锐气全消，势难复振。其二曰：续调西北劲卒，距浙窵远，缓不济急。其三曰：英军火器猛烈异常，无可抵御。其四曰，英军并非不善陆战。其五曰：清军即便在陆上幸胜，英军登舟遁去，清军只能“望洋兴叹”。其六曰：英军以小惠结民心，彼此相安，民众“转以大兵进剿为虑，是民间鲜有同仇敌忾之心”。其七曰：“大兵屡败，敌骄我馁，不唯攻剿 难，防守亦极为不易”。其八曰：浙江漕粮，多未完竣，“且有收不及半之处”，“皆由逆氛未竣”。其九曰：浙江去年雪灾，杭、湖、绍等府“匪徒聚众抢掠，势甚鸱张”。其十曰：七省防费甚钜，“糜饷劳师，伊于胡底？”（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第88-92页。本书参照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14-422页）总括这十虑，涉及到清军腐败；各省调兵异常迟缓；对英军军事技术缺乏认识；不了解英军的陆战能力；缺乏先进工具；官、军、民之间的矛盾影响抵抗英军的力量聚集；对战争的未来缺乏信心；政府漕粮不济；担心民间对清政府的反抗力量；战争缺乏军费。这十个“深可焦虑”的问题，让朝廷上下无一人能够解决，实际上，“十可虑”已经透露出鸦片战争正在加速“天朝”的崩溃。
[16] 本书转引自蓝诗玲：《鸦片战争》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239页。
[17] 原载罗巴克：《占领香港：查理·义律和克拉拉·义律在中国海域》，第206页。本书转引自蓝诗玲：《鸦片战争》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234页。
[18] 本书转引自蓝诗玲：《鸦片战争》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第330页。
[19] 因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故英国人将其称为“亚罗号战争”（The Arrow War）、“英法联军之役”（Anglo-French expedition to China）或“第二次中英战争”（Second Anglo-Chinese War）。又因为为这场战争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有牵连，所以也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秋，清政府扣押了挂着英国国旗的中国船（那时任何人只要交钱给香港政府就能够做到挂英国旗），船员被作为海盗送进监狱。英国领事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提出抗议，声称该船因为在英国殖民地注册，应交由香港处理。两广总督叶名琛仅仅交还了俘虏，但没有满足英方关于将英国国旗重新升到帆船桅杆顶端的要求，导致英方拒绝接受俘虏，结果船上的俘虏被叶名琛命令全部斩首，导致冲突升级。同时，英国邀请法国参加对中国的宣战，法国皇帝借法国传教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1814-1856）在广西西林被杀，便参与英国组建联军，对中国开战。1857年12月，联军攻下广州，叶名琛被俘并被押到加尔各答，在这里去世。
[20] 在清廷与西方列强关于承诺兑现《天津条约》的博弈中，1860年3月8日，英法公使致函清廷，提出相关四项要求，清廷不许，与英法联军再次对垒，败退。英方派出巴夏礼与“退守”通州的僧格林沁进行谈判。当巴夏礼提出进京向咸丰皇帝“亲递国书”时，被拒，后清廷退让，但要求巴夏礼觐见皇帝必须磕头，巴拒。于是，清廷扣押使团成员39人。《清史稿》卷二十《文宗本纪》中写道：“八月癸亥（中国农历），洋兵至通州，载垣诱擒英使巴夏礼解京。”（事实上，早在谈判之前的9月14日，咸丰已经下旨，将巴夏礼等人“羁留在通（州），勿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回。”）之后，联军进攻，皇帝出逃。清廷归还人质时，仅有19人生还，其余死亡。最后，英军以烧掉圆明园报复。英军司令额尔金说：“这种惩罚，仅降在清帝一人身上，与人民无关。”
[21] 转引自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25页。